四、结语 《刑事诉讼规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通过具体化法律对职务犯罪案件审查起诉的规定，既坚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的刑事诉讼一般标准，又保留对监察委员会移送起诉案件的特殊规定，但这些具有特殊性的规定并不影响刑事诉讼一般标准的检察适用，人民检察院对监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的审查标准完全一致，它意味着人民检察院对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的合法性审查是全面审查而非部分审查，是实质性审查而非形式意义上的审查，其目的在于突出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的规范化与法治化。

美国当代医学伦理学家埃里克·卡斯尔(Eric J．Cassell)在对现代医患关系的分析中指出：患有严重躯体疾病的人经常失去奋斗的信心，思维变得狭隘，推理和决策的能力可能会发生变化，过度依赖医生和照顾他们的人，对外界事物变得淡漠，只注重自己，表现为自闭和孩子气，过分关注自己，无视外部世界。一些欧洲国家开始由政府向公民提供全部或部分医疗服务，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德国实行社会医疗保障制度。

例如长生疫苗事件中，如果公民在发现疫苗存在问题时能够及时向行政机关申诉或提起行政诉讼，就能够避免悲剧的发生。因此，世界各国普遍规定由国家向公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颁布了一系列公共卫生法律，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还在此之上制定了统一的《公共卫生法》。当然，如果患者没有足够的选择的条件和选择的能力，那么就不属于自冒风险行为，就不能根据消极权利的规范模式来归责。再次，医疗合同有名化还有助于医患双方选择医疗合同纠纷作为诉由寻求司法救济，改变当前往侵权法救济一边倒的不平衡司法状态。考察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理论的发展历程，基本权利构造经历了从二分到复合的变迁。

但是目前健康权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属性研究和策略研究层面，缺乏从内在法理逻辑切入的规范分析。公共卫生是国家免费提供的，基本医疗是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承担。[24]究其原因，一是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不足，公众参与立法协商的主动意识淡薄。

[5](4)立法协商，是指政协委员或者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针对相关法律法规草案，在立法机关初审之前对草案的论证、协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有的以人大、政府、政协名义出台，如《大连市制定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政治协商程序的暂行规定》。四、政协：立法协商机构和平台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探索建立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专家学者等对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论证咨询机制。

①2015年，《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先后出台，政协协商、社区协商、政党协商有了专门的制度依据。在立法协商工作中，党的领导主要体现为确立指导思想、指引政治方向及审批立法规划等。

当前人大内部严重的行政化、人大议事规则的不健全、人大代表立法调查手段和技术的落后等削弱了人大审议和表决的能力，削减了人大在立法中的话语权。换句话说，支持人大依法履职本身就是改善党对立法协商领导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有的地方立法机构错误地认为，立法协商工作属于协商民主范畴，立法协商是政协的本职工作，和立法机关关系不大，有的甚至根本不关心、不参与政协组织的立法协商。同时，立法机关必须摈弃官本位意识，健全与社会公众的协商沟通机制，在立法协商过程中与其他协商主体平等地开展协商，而不是忽视、屏蔽甚至压制其他参与主体的意见，否则，协商就失去了其本应有的意义。

但是，在当前的立法协商实践中，党的领导方式有待改善，人大的主导权虚置弱化，政协的角色和职能定位不清，人民的主体作用发挥和参与效能有限。再次，在方式方法上，党的领导必须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11]742来实现而社会监督是指由国家机关以外的社会组织和公民对各种法律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孟德斯鸠主张对权力必须进行重要的划分，要运用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手段，使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制衡。

虽然宪法、法律并未明确人大常委会对监察委以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方式进行监督，但上级监察委通过制定具体工作指导文件对下级进行领导成为必然途径，且具体指导性文件的制定，可能涉及当事人的权益保障问题，为加强监察委行使监察权的过程中对人权的重视和保障，应将此类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15)。因其在监督主体、内容、范围和影响上的广泛性和普遍性，监督方式和途径上的灵活多样性，使其成为监督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宪法中与监察委有关的各个部分的内容都已作了相应的调整，与监察委密切相关的刑事诉讼法也已修改，可以预见与监察委有关的其他法律(比如监督法)也必将作出相应的调整。从条文的用词看，监督法对特定问题调查的范围未作明确界定，可以分析出立法本意是希望人大常委会在使用该监督方式时受到较少束缚，更加高效地开展监督工作。

要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监察体制改革通过整合监察权，重构国家监督体制和宪法权力结构，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监督国家机关和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二元监督体制。三、介入可行性探讨：地方人大对监察委员会行使监督权的具体方式 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对监察委开展有效监督，从全国人大到地方人大都没有可参考的范本和经验，目前只能在宪法和相关法律的框架下，结合以往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方式，作一些探索性的思考。但权力从来不是自觉自发进入笼子的，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用权力约束权力。且根据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体，任何国家机构都有保障政体稳固的法定义务，监察委为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监督提供保障也符合宪法之精神。江晨，浙江省温岭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干部。

人大对同级监察委的监督除了具有充分的法理和法律正当性外，还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其二，监察法规定各级监察机关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而宪法及其相关法对于人大代表特别的人身自由保护已作出明确规定。

不管是提请免职还是主动撤职，作为产生和监督监察委的国家权力机关，作出决定的主体都应该也只能是本级人大常委会。人大对司法个案的监督是一个多年来讨论不息的话题，在涉及针对监察委的监督时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权力是一种可交换的社会资源，可交换性是其基本的特征之一。一、二元监督体制：地方人大与监察委之间的关系定位 人大作为产生监察委的国家权力机关，对监察委和一府两院进行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但监察委自身的监督性质，使其又有别于一府两院的地位。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法律监督的重要职权，目的在于维护法制的统一。在宪法上，检察机关具有国家属性，并以国家的名义对法律的实施和遵守进行监督，只要发生侵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检察机关就应介入。当权力主体履行相应公共职务时，他就有权力，当他不再担任这一职务时，权力就会相应丧失，同时权力主体又可以将权力作为商品交换私利。(1)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安排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委的专项工作报告。

监察法中未对人大能否撤销监察委相关人员的职务作出明确规定，但第九条中规定，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具体表现为监察委的副主任、委员由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人大要善于利用社会监督的力量，通过广大人民群众信息来源的广泛性和新闻媒体的敏感性，人大可以更快更准地获取监察委在实际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执法检查、询问和质询等监督措施，同时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形式将人大监督的信息让社会了解、知悉，充分发挥媒体传播及时快捷的特点，可以使人大监督增强自身的开放度，形成一种既有法律规范，又有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具有广泛影响性的监督效果(23)。

其中自我监督是指监察委内部所进行的监督。监察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监察官制度，如何探索有效的监察官监督方式，也是在不久的将来值得地方各级人大认真思考的问题。

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但在监察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并不排除监督法的相关规定适用于监察委的可能性。

二者既有共通之处，也有区别之义。其一，人大代表享有人身自由法律特殊保护的权利，在于保证其依法履行代表职务，防止有关机关或者个人利用公权力进行打击报复，让人大代表解除后顾之忧。3.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问题。但公权力若使用不当，会严重侵害个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与改革初衷背道而驰。

2015年，广州市共收到反映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的信访举报件65件，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共立案11件11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人，移送司法机关2人(9)。三是监察委的监督对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所制约。

2.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自2016年底启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工作以来，宪法修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相继于2018年3月顺利通过，标志着监察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已初步完成。

宪法及其相关法中的特别保护权条款确立了人大代表有限的豁免权，即规定对人大代表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需要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或人大常委会许可(20)。由此，人大可以通过加强对检察院的监督，强化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审查起诉功能，倒逼检察院加强对监察委移送案件的审查力度，从而达到监督监察委依法履职的目的。